名将挂帅浮动费率产品发行“快马加鞭”

自公募费率改革以来，交银施罗德基金、富国基金、景顺长城基金相继宣布即将发售浮动费率产品，管理费计费方式包括与业绩挂钩、与持有时间挂钩两种形式。并且，上述三家基金公司分别派出杨金金、蒲世林、鲍无可三位权益名将，拟任浮动费率产品的基金经理。

相较于前些年推出的浮动费率产品，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公募费率改革后推出的浮动费率产品顺应了近来的基金降费趋势，且更加注重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捆绑和风险共担，不仅有利于激发基金管理人的积极性，还有利于提升投资者的持有体验和获得感。

多类型浮动计费规则

9月15日，交银施罗德基金率先公告，将于10月12日起发行交银瑞元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募集规模上限为30亿元，该基金成为公募费率改革后首只公告发行的浮动管理费率基金。

9月21日，富国基金公告宣布，将于9月28日起发行浮动费率产品——富国远见精选三年定期开放混合。从计费规则来看，上述两只产品均为与业绩挂钩的浮动费率产品，基金管理费包括基础管理费和业绩报酬两个部分。

具体来看，如果基金份额封闭期的期末净值小于或等于期初净值，实际将按0.5%年费率收取固定管理费，且不收取业绩报酬。如果封闭期内基金份额费后年化收益率大于8%且超过同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年化收益率时，实际按1.0%收取基础管理费，并对超额收益部分即封闭期内费后年化收益率超过计提基准的部分，按20%的比例收取业绩报酬，业绩报酬不超过1.0%年化费率。

9月22日，景顺长城基金宣布，将于10月11日起发行公募费率改革后首只与持有时间挂钩的浮动费率产品——景顺长城价值发现混合，该基金根据投资人持有基金份额时间的不同设置了A1类、A2类、A3类三类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管理费率就越低。

公告显示，该基金合同生效日或A1类基金份额的申购申请确认日对应的一年后的年度对日，相应基金份额自动升级为A2类基金份额；三年后的年度对日，相应A2类基金份额自动升级为A3类基金份额。该基金A1类、A2类、A3类三类基金份额对应的管理费年费率分别为1.20%、0.80%、0.60%。

权益名将纷纷挂帅

从目前公示的情况来看，交银施罗德基金、富国基金、景顺长城基金均派出了旗下的权益名将拟任上述三只浮动费率产品的基金经理。

交银施罗德基金介绍，在交银瑞元三年定期开放混合产品方案的酝酿阶段，公司高度重视，在产品模式、管理人员、时机选择上均经过了充分的探讨论证，并最终确定拟由杨金金担任该产品的基金经理。

此外，富国远见精选三年定期开放混合的拟任基金经理蒲世林、景顺长城价值发现混合的拟任基金经理鲍无可，也都是颇受市场关注的知名权益基金经理，前一位是GARP投资策略的深度践行者，而后一位则是知名的价值投资名将。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22日，杨金金管理的交银趋势混合A、蒲世林管理的富国城镇发展股票、鲍无可管理的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A，自2020年5月、2018年12月、2014年6月接管以来，杨金金、蒲世林、鲍无可的任职年化回报率分别为31.72%、17.87%、17.28%。

对于未来关注的投资方向，杨金金表示，目前普遍可以看到的机会，即行业稳定增长或者底部反转，同时格局明显改善，龙头地位确立或者强化，即将出现盈利能力拐点，利润增速远大于收入增速的机会。

蒲世林未来持续关注的方向包括:在全球老龄化背景下，大消费、生物医药等长期需求稳定的行业；积极布局海外市场一批“走出去”的中国制造业，具备业绩增长有保障的特点；在当下无风险利率下调的背景下，高股息资产具备较好的投资价值。

在多年投资管理中，鲍无可尤为重视安全边际，把公司的竞争壁垒放在首位，要求估值必须与竞争壁垒相匹配。在他看来，竞争壁垒是最好的安全边际，强大的竞争壁垒不仅能使公司在景气时成长更加迅猛，也能使公司在行业逆风期“逆流而上”，展现出独到的抗跌性。

注重利益捆绑和风险共担

事实上，前些年公募行业已经对浮动费率的计费方式进行过相应的探索。

晨星基金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代景霞介绍，以往发行的浮动费率产品的收费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且均与业绩挂钩:一种是管理费按照基金历史业绩表现分档收取；另一种是固定费率加提取业绩报酬的浮动费率模式，即在收取固定管理费的基础上，围绕业绩基准，当基金业绩超越预先设定的基准时，按照超额收益的一定比例收取业绩报酬。

“而公募费率改革后推出的交银瑞元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富国远见精选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均属于与业绩挂钩的浮动费率产品，但浮动费率收取方式是将以往的两种浮动费率收费方式相结合，即按业绩表现分档收费加提取业绩报酬。”代景霞表示。

某公募机构相关人士认为，公募费率改革后推出的浮动费率产品顺应了近来的基金降费趋势，且更加注重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捆绑和风险共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金公司“旱涝保收”的固定费率模式。

并且，在该人士看来，业绩报酬计提等方式也有利于激发基金管理人的积极性，增强投研能力，打造更优秀的产品业绩，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有利于提升投资者的持有体验和获得感，是公募费率改革中一举两得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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